10月27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西阴论坛——夏时期的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夏县开幕，研讨会上共有17位专家围绕“夏时期的中国”作主旨发言，对夏时期遗存考古成果展开学术研讨，将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并指明晋南大地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今本报特刊出研讨会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非常高兴在这金秋十月，来到历史悠远长久的运城，来到夏县，参加第三届中国考古学“西阴论坛”，与各位专家一起共襄盛事。

  运城，尤其夏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地区，文物古迹十分丰富，运城的国保单位在全国地级市单位中占第一。这些年，运城地区许多项考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曙猿化石的发现，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猿类化石，西侯度遗址发现243万年前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丝绸作为我们中国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之一，这一个地区应该是丝绸起源的地方，尤其最近这几年，吉林大学师生在夏县师村和辕村都发现了用石头雕刻的蚕蛹形象，这是中国最早蚕的形象，虽然没有直接的丝绸证据，但在黄河对岸，发现了五千多年前的丝绸，养蚕搞丝织，完全印证起来了。我们可完全这样说，以运城为中心的晋南豫西这一带就能够实证，我们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到了运城以后，也能深切感受到运城市委、市政府和夏县县委、县政府对文物（考古）工作格外的重视，深刻感受到他们在文物利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不仅重视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对考古工作也是高度重视，十八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两次是以考古为题，一次是陈所长讲的中国考古新发现，一次是王巍所长讲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2021年10月份的时候，中国考古学——百年时，习发来贺信，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并且要求我们加强考古和历史研究，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2022年10月，带领中央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后，又到了殷墟，考察了殷墟遗址，他指出，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在这方面，考古事业居功至伟。给了我们高度的评价，让我们考古人非常振奋。今年5月16日，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前夕，习考察运城博物馆要求我们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习的这些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文物考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夏县是探索夏文化的中心区，几十年来，几辈的学者作出不懈努力，也取得了丰厚成果。但是，还有许多课题等待着我们去研究、去解决。今年西阴论坛主题是夏时期的中国，今天在座的各位专家都是国内从事夏文化研究的佼佼者，衷心希望通过这次西阴论坛，大家充分交流、各抒己见，共同推动夏文化研究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金风送爽，丹枫迎秋，在这硕果累累的时节，我们共同迎来了第三届中国考古学“西阴论坛——夏时期的中国”学术研讨会。这是学习贯彻习关于考古工作重要论述的主动之为，也是扎实推动中国考古学科和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之举。很荣幸受邀来到山西运城夏县，共襄盛举、共商发展、共谋未来。首先我谨代表吉林大学、代表校长张希院士，向山西省、运城市和夏县的各级党委政府、相关部门单位，向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专家，长期以来对吉大事业发展，特别是对吉大考古学科的关心关注和鼎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考古在揭示中华文化、阐释中华文明、解读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促进民族团结、解析家国大义、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华精神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习始终心系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关心考古领域重大进展，并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以坚定的文化自觉和高度的文化自信，溯源历史、寻脉中华，为考古研究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引领中国考古人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考古人的使命与国家前途命运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考古人肩负的探寻民族渊源、树立文化自信的责任越来越重大。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运城地处黄河之畔，是华夏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在人类起源和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珍存着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完整印记。这里有四千万年前，人类最早起源的“世纪曙猿”化石，243万年前人类最早发明用火的西侯度遗址，还有荣获“百年考古大发现”的西阴遗址，考古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山西运城开展考古工作，对探寻华夏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运城夏县西阴遗址，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926年10月，中国现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和袁复礼先生来到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开展了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主持的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开启了中国考古的新纪元。李济先生在这里不仅铲下了中国学者的考古发掘第一铲，还发现了西阴文化和有人工切割痕迹的碳化蚕茧标本。夏县西阴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实证出晋南大地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

  吉林大学是我们党亲手创建的，拥有光荣传统和深厚底蕴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办学历史悠久、学科底蕴深厚、科研成果丰硕、名家大师辈出。吉大考古学科1972年由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创办，2018年，吉大考古学院正式成立。吉大考古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组建了由老、中、青、新教师组成的一流师资队伍，配备了以正新楼为基础的一流办公条件，建设了以山西运城夏县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为载体的一流实践教学基地，建成了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为代表的生物考古实验室等高水平科研平台。在2021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吉大考古”位列全球第44位。在国家第五轮学科评估中，考古学科实现了重要的历史性突破。考古学科的重要成果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有力支持，为践行习文化思想作出了积极贡献。考古学科已经成为学校的“王牌学科”和“金字招牌”！

  沿着前辈先贤的足迹，2019年开始，吉大考古的师生们来到夏县这块文化沃土，开展田野考古教学与发掘工作，2020年建设了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后继者，吉大考古的师生们在夏县师村遗址，发现了距今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时代早期的石制蚕茧和石雕蚕蛹。这些新发现不仅揭示了在运城盆地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内，养蚕缫丝在古老先民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更是对近百年前夏县西阴村遗址首次发现“人工切割蚕茧”的呼应，为解决李济先生提出的学术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是中国考古学一个世纪以来发展的传承与延续。

  夏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文化”研究对于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对于探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都具有关键意义。本次论坛聚焦“夏时期的中国”这一重要主题，正当其势、恰逢其时。衷心希望本次论坛能够进一步回答好习指出的“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历史渊源的认识，为弘扬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力提供理论支撑。衷心期待各位来宾能够紧紧围绕前沿的学术问题，展开深入的学术讨论，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形成统一的发展共识，以“大考古”的工作思路，谋划和推动新时代中国考古的大格局、大视野、大发展。

  我坚信，在与会各方的共同努力和积极贡献下，中国考古必将坚定不移沿着习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以坚毅的步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谱写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新篇章！

  欢迎大家在这金秋时节来到运城夏县参加第三届中国考古学西阴论坛。我谨代表山西省文物局向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一直以来支持山西文物考古工作的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机关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国家文物局、吉林大学、中国考古学会、运城市委市政府、夏县县委县政府的对本次盛会的筹备表示由衷的谢意。

  习在对文物考古工作的多次重要讲话中都提到夏文化研究，今年5月16日习在考察运城博物馆时再次强调“要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聚，以“夏时期的中国”为议题，共同讨论交流夏文化的新发现和新成果，正是落实习关于文物考古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和实际行动。

  作为全国的文物资源大省之一，山西地下文物资源数量多、序列完整、特点鲜明。百余年的考古工作表明，山西在探索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上地位突出、作用关键。

  晋南地区素有“大夏”“夏墟”之称，夏文化的探索工作最早可追溯到1926年李济先生在汾河下游的调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我们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在晋南的考古大调查，奠定了晋南夏文化探索的基石，此后夏县东下冯遗址大规模的发掘、襄汾陶寺遗址持续至今的考古工作，使晋南“夏墟”从文献记载、历史记忆得到了考古学的初步实证。

  近年来，在“夏文化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以及“晋南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等重大课题的部署下，我们在襄汾陶寺、芮城坡头、沁水八里坪、兴县碧村、夏县东下冯、绛县西吴壁、忻州尹村等遗址持续开展系统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新成果和新认识，切实表明晋南地区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直根系，地位重要、成果突出。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度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聚集重要历史问题，加强考古力量，谋划考古基地建设，加快考古成果转化，为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作出新的山西贡献。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多到山西，多到晋南，共同推进山西考古的高质量发展。

  在史前中国范围之内，距今3800年至3400年前后，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的文化时代大致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相当，经过考古研究发现，二里头时期的文化具有一定的东方元素。围绕夏时期的中国这一主题，特介绍研究岳石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岳石文化目前研究的情况，以期对夏时期的中国研究产生启发意义。

  首先，从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研究角度来讲，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现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考古学区系类型的思想概念，他认为经过多年来发掘和研究之后，中国史前考古学经大概归纳和总结，可以分为六个区、系、类型。在此之后，有不少学者以此作为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根据，概括中国百年来的田野考古收获和研究成果，并考虑到各文化区内部考古学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将中国新石器和早期青铜时古学文化的区系，归纳和总结为三个不同的层级，总结为“5＋3＋N”的模式，“5”即在中国新石器文化到青铜时代早期，以黄河、长江、西辽河环绕的五大区域。五大区系竞相发展，互相促进，在平行发展达三四千年之久后，经历了高潮迭起的多元演进。

  到龙山文化时期，随着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衰落，只有黄河中游的中原龙山文化和黄河下游的海岱龙山文化，还保持着继续发展的良好势头。中原和东方两大区系文化，分别向各自的南北方向扩展地盘，增强实力，而东西方之间则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胶着状态，形成了“夷夏东西”二元新格局。

  依古史《太平御览》《北堂书钞》等所载，有夏一代，除了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的夏初后羿、寒浞代夏之外，中原与东方之间关系十分密切。文献所记载的东西方关系，在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资料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按邹衡先生的意见，二里头文化中的主要陶礼器——觚、爵、鬶和瓦足皿等均来自东方。同时，在二里头遗址中，还存在一定数量的其他岳石文化因素，如陶器、玉器和石器等，进一步向西深入到二里头文化的腹心地区，如二里头遗址。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在讨论中华文明起源时，一个国家及其形成标志的确定原则问题，在涉及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挖掘研究时，不可避免要涉及这一概念。

  在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时，首先需要立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历史演进特点，着力构建契合中国实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形成标志。众所周知，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特征的重要基础是复杂的地理单元以及重瓣花朵式多元文化格局，多元区域文化和社会治理效能的此消彼长及交互作用，不仅增强了多元区域文化之间的统一性（以鼎、鬲等三足器为代表），还以兼容并蓄的方式构建了文化融合和空间整合的连续性社会演化道路。

  在不间断连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每个社会阶段往往都具有承上启下的演化特征。因而，要构建颇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形成标志，应当认真梳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纵观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周代的国家形态相对较为清晰。周代对国家的认知和理解，可以作为构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标志的重要依据。周代以来所谓的“中国”，应是指信奉礼仪制度、秉持公平正义的“中正之国”，拥有统合诸侯国乃至引领偏远政权的政治伦理规范及实际节制能力。基于礼乐教化的长期影响，包容式“和而不同”逐步转化为融合式“和而趋同”，潜移默化地达致文化认同、制度认同和思想认同，奠定了历史时期“华夷之辩”的思想基础。

  由此可见，根据先秦史籍所载国家观念的启示，或可将五个方面的特征作为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标志。祭祀性标志，即“万物有灵”观念下的祭祀对象广泛，但作为国家祭祀则主要涉及天、地、祖先（含远祖）等。军事性标志：城防类设施以及是否存在以军事贵族和职业战士（可随葬武器者）为核心的常备军事力量。礼仪性标志：即是否存在以等级制为基础的礼仪制度，尤其承载礼仪制度的礼器等是否存在跨区域或跨文化的融合现象。空间性标志：即以西周时期伯一级的诸侯国为参考标准，衡量是否存在可以控制相当或超越今日县域范围的大型聚落遗址（含宫殿类建筑、核心手工业，以及城市腹地等）。时代性标志：即一旦特定区域内出现了堪称“国家”的社会组织，无论周邻社会组织的空间规模是否达到或超越了今日之县域范围，皆可因涟漪或模仿效应而形成封邦建国的时代潮流。另外，无论丧葬记忆、口耳相传、结绳记事，还是书契记载，有意识的历史记忆尤其英雄人物（祖先）传说，也应与社会复杂化进程有关。上述标志若以聚合的形式，全部或大部见于县域或跨县域大型聚落遗址（需要排除实物遗留及考古发现的偶然性因素影响），当可认为国家已经形成。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冶金考古持续得到学界格外的重视，已经基本构建出该地区冶金技术的发展框架。晋南地区铜、铅、铁等金属资源丰富，从具体的冶金资源开发利用，能够进一步探讨中华文明的贡献。苏秉琦先生关于铸铜遗址曾提出，“把墓地材料同（铸铜）遗址材料结合，把西周、东周联接起来，对铸铜作坊所反映的晋国铸造业的发展以及生产性质或有可能认识更深入些”。

  就目前考古发掘情况而言，晋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中原地区最为延续，研究亦十分系统。从龙山时期至二里岗时期，采矿、冶炼与铸造遗址在晋南地区广泛遍布，遗址数量至少达十几处。研究表明，在对运城夏县的东下冯遗址研究后发现，铜器使用和铸铜活动的发生，表明当时已掌握了青铜合金技术。经历夏商文化的交替，冶金业延续并在技术上有所发展。同时，铸铜手工业作坊利用从其他遗址输入的红铜及锡、铅料等铸造以工具和武器为主的铜器。

  通过对垣曲商城遗址、绛县西吴壁遗址、夏县禹王城汉代铸铁遗址等规模大小、铸造工艺、铸铜遗物等方面发掘研究，能够推断出晋南地区冶金体系完整，表现出优秀的创造力。可概括为三个之最：具有中原地区最丰富的铜铅金属资源，为青铜文明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基础；具有中原地区最早的合范铸造的铜器，由此形成了以青铜器为载体的礼乐文明，铸就了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具有中国和世界冶金史上最早的生铁，并发展出以生铁冶炼为中心的制钢技术体系，奠定了秦汉帝国的物质基础。它们充分展示了晋南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鲜活地体现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特性。在此基础上，对于之后冶金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应当进一步加大矿冶遗址调查与发掘力度、系统检测冶铸遗物和金属器物、提高冶金考古研究的阐释能力、加强矿冶遗址保护和展示工作。

  陶鼓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的一种由陶土烧制而成的打击乐器。仰韶文化时期，陶鼓作为一种礼乐器。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发明之后一直延续使用，至今仍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使用陶鼓来演奏，可谓中华民族音乐强大生命力的代表器物之一。

  位于黄河支流渭河北岸的陕西临潼康家遗址，是一处单纯且典型的客省庄文化时期的村落遗址，遗址包含数量巨大的动物遗存和陶器遗存，其次是石器、骨蚌器以及木炭，比较特别的是发现了3件陶鼓。而康家遗址所处的客省庄文化时期甚至整个龙山文化中晚期除了陶寺遗址之外迄今未见出土陶鼓的报道。

  与陶寺遗址出土的大型陶鼓相比，康家遗址出土的陶鼓不仅形态较小，而且器形也呈现一般陶罐形态，暗示着其源于生活的影子。龙山文化时期作为礼乐器的陶鼓，不仅制度化，可能也在功能与使用规制上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至少存在中心性遗址与一般遗址的区别，既不仅仅是社会财富与阶层身份的象征物，也不仅仅是上层社会礼乐制度的体现，可能还涵盖了传统文化习俗中宴饮礼仪使用陶鼓的功能。

  仰韶文化颇为流行的陶鼓为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礼乐制度更为重要阶段，陶鼓却不再流行，即使在进入龙山文化之前的庙底沟二期的黄河流域发现几处出土陶鼓的遗址，但是在数量上与仰韶文化相比少很多，显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陶鼓逐渐式微的衰落过程。一些学者认为，这可能与陶鼓的材质变化有关，比如陶寺遗址大墓中就与陶鼓一起出土了漆木鼓，稍后还有铜鼓的出现等。但是也可能是龙山文化时期以陶鼓为主的礼乐制度的改变，陶鼓在当时社会组织中的角色与功能发生了变化。

  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祭祀礼仪到更为制度化的礼乐礼制体系的成熟，祀与礼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逐步发展、完善并制度化。陶寺陶鼓不但在中国礼制文化形成中起到及其重要的作用，而且作为承载礼乐文明的重要礼器，展示了龙山文化时期中心性都市阶层礼乐制作的物化形象。而康家遗址新出现的小型陶鼓则提供了大型村落级别民众生活中宴饮礼乐祭祀时所使用陶鼓的情景以及暗示着远离中心都市的村落生活中也曾经存在的社会礼俗——宴饮祭祀。陶鼓作为一种需要鼓面的打击乐，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经被中华先民认识并创造出来作为乐器应用于当时社会的宴饮祭典活动。而龙山晚期到夏时期则被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被纳入不同社会阶层中的祭祀礼仪活动中。

  围绕李济晋西南调查及西阴村发掘的考古学史研究，大多数学者承认该项目具有夏文化探索的目的，但也有一些质疑之声。因此有必要在重新梳理各种材料以及相关的各种说法时，再次申论李济晋西南考古带有探索夏文化之目的。

  近年来，通过对夏文化探索史的系统梳理，即李济撰写的汇报、简报都十分明确地提到，他去晋西南考古，至少部分原因是寻找尧舜禹的遗迹，旁证都可以明确其夏文化探索目的。

  1931年，夏文化问题就在中国考古学上提出。徐中舒先生发表《再论小屯与仰韶》一文，依据仰韶文化中的某些遗物与夏史内容有关，以及这一文化的分布，亦在夏人的活动区域内，因此而疑仰韶文化是夏文化。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不少学者就在既定地域的范围内，根据当时已经发现的早于殷墟的诸考古学文化中去寻找夏文化。

  李济用中英文撰写的关于晋西南考古调查及西阴村发掘的各种材料，是反映李济当时学术思想的直接证据。比如，西阴村遗址发掘后的1927年初，李济为弗利尔艺术馆作了篇有关西阴村遗址发掘的简要报告。由李光谟翻译后收入《李济与清华》。文中提到，“选择西阴村这个史前遗址，主要是因为它覆盖的面积比交头河遗址为大；部分地也是由于它的位置正处在传说中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这表明李济晋西南考古是奔着尧舜禹和夏朝去的，明显带有夏文化探索的意味。第一个由中国学者主导的考古活动就探索了尧舜禹与夏代文化，充分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的“历史性”。

  晋西南考古之后，李济主持殷墟考古发掘，逐渐形成了有关夏文化的基本认识，即存在但尚未发现与夏文化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但不能忽视夏的存在，并以自身早年经历为探索夏文化提供线索，明确了李济晋西南考古带有探索夏文化的目的，以后再讲夏文化探索就不能从1959年徐旭生的夏墟调查，或者1931年徐中舒的《再论小屯与仰韶》讲起了。由此得出结论，西阴村的发掘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可以比照的考古资料，从而导致了夏文化探索历程中第一个小高潮。1926年李济在晋西南的考古活动明确带有探索夏文化的目的。

  夏代实际上是一个绝对年代的范畴，考古学上的“夏时期”起点，文献史学界大致以公元前21世纪前后作为夏代开始时间。考古学话语体系中的“夏时期”包括“夏代早期”（晚于龙山时代而早于二里头文化时期）以及二里头文化时期，伊洛郑州地区和晋西南地区是夏代早期遗存的重要分布区，将考古文化遗存范围、文化特点辨认，才能进一步明确哪些遗存与夏有关，兴许能够作为研究夏时期遗存的重要前提。

  伊洛河流域包含三里桥文化与西吕庙类遗存，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前后，三里桥文化已在伊洛河流域立足。东关文化时期，晋西南的考古学文化就渗透到伊洛河流域。王油坊文化遗存主要是龙山文化时期，年代下限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样，伊洛河流域发现的以马庄“龙山文化”和点军台第四期等遗存代表的王油坊文化晚段遗存的年代当也进入到了夏纪年，属夏代早期遗存。

  龙山时代至夏代早期，东关文化和三里桥文化持续向伊洛郑州地区渗透，推动了夏代早期河洛地区复杂的文化局面的形成。王油坊文化不仅使伊洛郑州地区龙山时代至夏早期的文化面貌变得更加复杂，更对该区域内的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进入夏纪年后，伊洛郑州地区的三里桥文化、王油坊文化和煤山文化遗存一度延续了龙山时代的文化格局。

  龙山文化直接参与到了二里头文化兴起的进程之中，与同时期伊洛郑州地区诸文化共同造就了二里头文化兼收并蓄的文化内涵。二里头文化替代了豫西地区的三里桥文化，并使得晋西南地区的三里桥文化出现显著变化。植根于三里桥文化的东下冯文化，在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应运而生。在运城盆地的夏代早期遗存中，古城东关、周家庄等遗址显示出三里桥文化在运城盆地承袭并取代了东关文化的情形。通过C14测年数据，发现公元前2300年—前1750年时期的周家庄还是东关文化的因子，到了公元前1900年后，东下冯遗址以三里桥文化为主要表征。据此，推断所谓的“尧舜禹时代”，是“国”与“国联”并存的时代。在此背景下，这才发生了“益让启”和“启灭有扈氏”之事。

  本世纪初，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出现，古DNA研究从此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团队也就是利用分子生物学这一新兴工具，获取古人类基因组数据，对现代和古代基因组数据的联合分析，以理解史前文化人群的起源与迁徙。

  我们对马鬃山、火烧沟、金禅口、喇家、磨沟遗址取样，研究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群体起源的研究，人群迁徙与文化传播、中国古代多民族的融合情况。就现有的样本和遗址来说，距今3500年—4000年的甘青地区未发现西方成分。甘青地区以东北亚和藏缅语祖先成分为主。南西伯利亚—蒙古—甘青三个区域的构成呈现出西方—东北亚—藏缅三种祖先成分的自然渐变群，靠近东方的中原地区，西方成分越低。趋近东北方向，东北亚的成分越高。与欧亚大陆西部大范围的迁徙、大范围的文化传播、人群混合的过程不同，青铜时代早期，甘青地区人群接受了欧亚草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但是没有找到墓葬中的直接证明，与欧亚大陆西部的基因交流可能十分有限。早期的东西方交流主要是以小范围“接力式”的迁徙流动为主，与西方人群大迁徙不同，并未发现大规模、长距离人群迁徙与融合的现象。东北亚的游牧人，在河西走廊地区，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青铜时代早期，欧亚大陆西部是人群和青铜文化的共扩张，而欧亚大陆东部则是以文化扩张为主，人群并未随之迁徙，整体格局是相对稳定的。

  此外，我们进一步开展了精细工作，对夏商时期二里头文化相关的东下冯遗址人骨DNA开展了遗传学分析。对三个古人类个体开展分析，经过对古样本的PCA分析，发现这就是典型的黄河流域的本地样本。同时，从中提取骨架样本，编号为M1002样本研究显示，这是一位年龄介于40岁—45岁的女性，对其进行样貌复原，模拟还原出具有典型的东亚人肤色深、头发黑的面貌。在同一地方出土的两大样本，东下冯两个体内部无遗传差异，无血缘关系。另一个样本与黄河中下游古代人群无遗传差异。随后我们又拿样本模拟与现代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出结论，东下冯人群可作为唯一祖先人群直接模拟现代汉族（广东汉族除外），从血缘上，我们一脉相承。因而，能够得出结论东下冯人群与黄河中下游古代人群遗传关系最为密切。

  魏继印先生以《造律台文化的来源与形成》为题，以柘城山台寺和宿州芦城孜龙山遗存为例，对造律台文化早期陶器的特征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指出造律台文化是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和少量石家河文化的因素而形成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山东龙山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的强烈影响，并认为造律台文化进一步发展成为新砦期遗存和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最后通过考古材料与史料文献的拟合，对造律台文化与庙底沟二期文化、二里头文化的演变关系及背后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探讨。

  他表示，无论是二里头还是新砦，应当是一个体系，如果二里头是夏，新砦应该也是夏，再往前延伸，造律台也是夏。造律台文化遗址发现很多，但是比较详细材料显示，有两处典型的文化遗址，柘城山台寺和宿州芦城孜龙山。总体来看，造律台文化来源是复杂的，其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受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石家河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的强烈影响，是一种融合型文化。

  大夏记载有很多，关于大夏有很多解释，晋南地区这一带，就有夏墟这个说法。夏人的来龙去脉，没有文献记载，通过现有材料，可依照文化谱系去做推测，二里头文化—新砦文化—造律台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汶口文化。夏人最先在晋南豫西一带生活，考古学文化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唐尧伐西夏后，迁夏人到鲁豫皖相邻地区，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造律台文化。禹时，受大洪水影响，带领一部造律台文化先民西迁至郑州一带，形成新砦文化。禹也曾在安邑、平阳、晋阳活动，很可能与颠覆尧舜集团有关，考古上表现为陶寺文化的衰落，新砦文化的兴起。太康时期，迁居斟鄩，进入洛阳盆地，形成二里头文化。此时可能发生了“羿浞代夏”。

  魏曙光先生以《河北邯郸霍北遗址漳河型遗存研究》为题，对霍北遗址漳河型遗存概况、聚落形态、出土遗物、年代分期进行了介绍，指出了霍北遗址的发掘表明漳河型文化的下限可能至二里岗下层二期，与二里岗商文化遗存早晚衔接，地层关系明确，对于研究冀南地区夏商文化的分界与演进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漳河型遗存在滏阳河流域分布密集，呈现多个集中片区，其中以滏阳河支流——沁河与流域分布最为密集。霍北遗址分布面积20万平方米，应是区域核心聚落，聚落外可能有环壕围绕，有半地穴式房址也有地穴式房址。陶、石、骨等遗物丰富，存在多种文化因素。有爵等酒器。尤其是出土四枚铜刀。有石钺、石镞，反映一定的军事集权与战争迹象。石镞集中出土于北部壕沟。遗址下限进入商纪年，与商文化的二里岗上层相承接。

  “我们发现了1800多平方米早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对重新认识漳河型年代提出新的问题。”魏曙光指出。

  魏曙光作结语：“漳河型遗存的下限至二里岗下层，已经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霍北遗址的发掘表明漳河型文化的下限可能至二里岗下层二期，与二里岗商文化遗存早晚衔接，地层关系明确，对于研究冀南地区夏商文化的分界与演进具备极其重大意义。豫北冀南地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十分繁荣，至二里岗上层时期遗存数量极少，至洹北商城阶段才再次繁荣。”

  李宏飞先生以《夏鼐对晋南夏墟认识变化的考古学史检视》为题，首先阐述了“夷夏东西说”对于夏文化探索的影响；其次从考古学史的角度对夏鼐先生对于晋南夏墟的认识及其认识的变化进行了回顾和分析。以史为鉴，以考古先辈们的思路转化为鉴，对今后的夏文化探索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和帮助。

  李宏飞定位“夏之区域”时，用“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游”。

  李宏飞在结语中说：“我们对于夏文化探索，我们要来河南做工作，要在山西做工作。很多时候要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然，不单单是关注文献里面记载的，还有这中间考古人的思想史的变化。这是在很多情况，我们对于问题、对客观材料、对问题阐释研究沿着考古人的思想脉络进行回顾。知道是怎么样来，怎么样发生变化，为什么发生变化，有哪些关键因素。”

  田伟先生以《夏商王朝经营晋南的考古学观察》为题，对龙山时期、二里头文化时期、商时期晋南地区的考古发现进行梳理，指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明确为夏时期遗存；商时期临汾、运城盆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同时对陶寺文化属性、夏都何在等问题提出疑问，期待发现新的考古材料来证明。

  田伟开篇指出学术界对于夏文化内涵争议实际很大的情况，并讲明两种主流观点；同时提出针对晋南地区的情况，商文化的分期用早、晚两大期的体系更合适。

  二里头文化时期，运城盆地的聚落主要集聚在中条山、盐池附近，目的不言自明，就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这里的铜、盐资源。区域中心聚落，如夏县东下冯遗址、绛县西吴壁遗址、垣曲南关商城遗址等，都与资源有关。“资源导向型”聚落布局初具规模。

  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来讲，如果龙山晚期已确定进入夏代纪年，那么早期夏都在何处？是晋南还是中原腹心地区？晋南夏墟因何而来？这是以考古材料入手，研究族属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如果没有新的出土文献资料，恐怕是一个很难定论的问题。

  从考古发现来看，多数商文化聚落，同时存在夏时期遗存，显示出商人对于夏人地理观念与聚落选址理念的高度认同。晋南之外的其他不少区域也存在此现状，可以将之称为“因循夏迹”。

  商代前期，商人延续了夏人“资源导向型”的聚落布局，各个中心聚落的规模增加，基础设施逐步加强；中心聚落之间的互补性逐步加强，相互之间的协同机制更加清晰；支撑“资源导向型”聚落分布的力量源于商王朝的通盘布置，是王朝强大行政组织能力的体现。商代后期，晋南盆地的聚落数量大幅缩减，商系势力退出晋南核心地带，向东收缩至太岳山、中条山的前山地带，有些已进入内山；中条山及周边的矿冶生产在这一时期停滞。商系势力集中在有限的中心聚落当中，收缩至临汾、运城盆地的东部边缘，与西方诸势力形成“东西对峙”的局面。

  张光辉先生以《4000年前的山西高原和夏年之始的反思》为题，以陶寺遗址和石峁遗址的分期和碳十四测年为切入点，指出2100BC左右陶寺和石峁同时进入兴盛阶段，发展程度明显高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并于1900BC年前后进入低谷期，按目前话语体系，这前后两阶段分别相当于夏王朝建立和“新砦期”，由此矛盾引出对夏始年的反思，并提出两种可能性：一是夏始年不早于1900BC，在陶寺、石峁衰败后，禹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合诸侯、分九州；二是大禹或与陶寺或石峁关系紧密。期待能有更多的考古发现来解决这一个问题。

  张光辉在开篇点题：“主要想从近些年关于夏文化上限年代探讨，特别是近些年，在夏墟关键区突破，他们发展轨迹给我们新的启示，着眼于这样一些方面，想对龙山文化时期聚落发展，包括他们在节点上问题，帮助进一步认识夏文化问题。”

  张光辉指出南北鼎兴的两个突出现象，一是整个晋南及周边各区域中心聚落发展程度以陶寺为最；二是在2100BC陶寺进入其鼎兴阶段之时，各地大型聚落如周家庄、坡头也陆续进入兴盛阶段。

  他在结尾处用“孰真孰假、何为史实？”引出结论，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目前文献得出的关于夏始年认识，任旧存在一些文献自身记载和考古发现之间的矛盾；目前关于夏的记载中，禹的事迹占有很多比重，也被西周铭文所验证，这是一个重要立足点；禹所处年代、所在部族则是解决夏始年、夏文化的关键突破口之一。

  崔俊俊先生以《晋南地区二里头时期的文化格局》为题，梳理了相关文献与学术研究，结合考古发现，从陶器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垣曲盆地、中条山南麓、运城盆地、临汾盆地等地区二里头时期的文化属性，提出东下冯文化分两个类型：运城盆地为东下冯类型、临汾盆地为大柴类型，并指出晋南地区龙山时代的文化传统是二里头时期文化格局形成的历史基础，最后讨论商代初期晋南地区的文化格局。

  崔俊俊在总结时说：“垣曲盆地、中条山南麓属二里头文化；运城盆地属东下冯文化东下冯类型；临汾盆地属东下冯文化大柴类型。”

  他指出，二里头文化的西北边界未过中条山；晋南地区龙山时代的文化传统是二里头时期文化格局形成的历史基础；地理空间是文化格局形成的底层结构；轵关陉与虞坂古道是沟通晋南与豫西的桥梁，构成了夏商时期与盐资源的交易网络；大型聚落文化面貌的复杂性，铜资源的获取是连接晋南与豫西的主要驱动力；临汾盆地北部文化面貌差异较大，东部有几率存在大型聚落。

  崔俊俊点明商代初期晋南地区的文化格局，表示夏商王朝对晋南管理与控制方式的变化，可以明显看到在商代初期运城盆地的影响，比如说绛县西吴壁遗址、夏县东下冯遗址等。二里头时期的运城遗址，并未曾发现商代文化遗存，能够正常的看到文化面貌，测年基本在1560年，得出一个结论，即东下冯文化大柴类型与二里岗下层文化的南北对峙。

  张建军先生以《夏桀与高都》为题，从史料和历史地理的角度分析了晋东南地区的夏文化的因素以及晋东南地区与晋西南、豫北地区人群和文化的交流，提出高都为夏都的假设，期待更多的考古发现能带来新的证据。

  夏朝后期，因商汤王伐桀，迫使夏桀由原都安邑迁至于高都。高都遗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泽州县高都镇保伏村北寨上附近，曾出土新石器时期的陶片、瓦片、骨针等物品，面积约420平方米。高都遗址是一处龙山至商代人类活动遗址，为研究我国夏商文化演变更迭提供给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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