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国创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编者按：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党中央高层找到了同志的正确思想，也在组织上确立同志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是要将同志个人的正确思想转化为全党全军普遍接受认同的、引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思想”，还有非常长一段路。

  在延安时期，同志于百忙中在窑洞写就并发表一系列重要文章，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其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为人民服务》、《组织起来》等，对全党全军同志而言，不啻是焕然一新的一次伟大的认知革命，也是中国人思想史上由古代、近代迈入现代的标志性篇章。

  时近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观察者网邀请著名学者谢茂松同志重读同志延安时期这几篇光辉著作，细细品味，含英咀华，有利于提升我们在新时代面对种种困难挑战时的思考力及战胜敌对势力的信心和勇气，并一起深情缅怀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我们的和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需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样的解决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1944年在追悼张思德会上的讲演《为人民服务》，最深刻地揭示了政治的本质，它将变成全球政治的经典文本，与《宣言》具有同等的普遍意义。其普遍性来自对“人”的深刻理解，对于每一个普通人的“觉悟”的深刻理解，从而也就在大本大原上最为深刻地洞察了政治的本质。

  中国人把政治放在最为优先的地位来考虑。政治在中国一直以来就是一篇最大的文章。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又说“我们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何谓政治？一般人将政治庸俗地、狭隘化地简单理解为权力与政府。其实，三人就有政治，民间说的两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就是对于政治最生动、直观的描述。政治不是庸俗理解的权力与政府，而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政治无所不在。

  政治，最简单地来说，就是组织动员最大多数的民众为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奋斗，共同意味着是“我们共同的”。这一切为《为人民服务》所深刻揭示，他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需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

  的《为人民服务》开宗明义讲到我们的革命队伍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是为解放人民的，他说：“我们的和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接着，他又饱含感情地说到人解救中国人民的责任以及我们为人民而死的神圣意义。他说：“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短短几百字的《为人民服务》，写出了人的觉悟——眼里看到所有人，并以彻底的平等心来帮助人民觉悟，从而改变人民受苦的命运。

  《为人民服务》中这些由平凡而入于神圣的日常话语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性的话语，最好地诠释了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普遍性。中国革命既是近现代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具有革命的普遍性意义，即世界革命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同时又有中国5000多年文明、中国近现代史自身的特点，使得中国革命具有现代中国之所以为现代中国的革命特质。

  作为政治组织的领导者、组织者，如何能够组织动员最广大的民众为了民众自己的利益，也就是大家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奋斗呢？这来自中国建党时的先锋队意识，中国人只有高度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中国的先锋队意识来自列宁，但深层次地是最深地根植于中国文明传统，即“政者，正也”，以上率下。

  先锋的模范作用，内在的“觉悟”的激发至关重要，要以党员干部的自我觉悟带动群众的觉悟，而觉悟正来自初心。政治在根本上的动力是政治觉悟，通过每个人的自发、自觉的积极主动性来达到政治上的高度的团结与统一。而这种团结、统一，因为是出自每个人的自发的觉悟，因而是充满喜悦、活力与创造力的团结、统一，而这种团结、统一是最为有机的团结、统一，这是政治的共同奋斗的最大保证所在。

  1944年，张思德响应党中央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主动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中央机关生产小分队，到安塞烧木炭。9月5日，炭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张思德将另一名战士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土堆里，光荣殉职。图为和战友一起烧炭的张思德（左），这是他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图片图源：新华社）

  由此，我们能深刻理解所说的两段话：“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这是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对于政治的最为深刻的洞察，也是中国的可大可久之道的关键。这里的“人”不是离开各种共同体关系的抽象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中国组织、带领的人民的共同体。

  人民既是最大的复数，同时又是最大的单数。最大的单数是“我”，意谓每一个个体的“我”为了“我们”、为我们大家的“共同的理想”而“共同奋斗”的自我觉悟；最大的复数是由一个个“我”最终有机构成的“我们”，乃是如大海一样汇集每一条江河、汇聚每一条溪流，根本上是汇聚每一滴水而成其为大海。中国文明传统的家国意识，强调个人离不开家庭，家庭离不开国家，所以“我”也不能脱离而要深深融入、参与到“我们”、“我们大家”的“大我”的事业之中，否则“小我”的“我”就是残缺而不成为真正意义上完整的“我”。同样，“大我”的“我们”若是忽视了具体的一个个“我”，也将是有欠缺而不圆满的“我们”。这就像西南的彝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围着篝火组成一个个大圆圈跳锅庄舞，少一个人，圆圈就缩小一分，增加一个人则圆圈扩大一分。

  每一个普通的“我”在“我们”中的意义，就像佛教说到的，滴水入海，同海广大，以个人之点滴功德融入大众之功德大海中，其功德将无量无边，永不耗尽。从中国党史来看，每一位普通群众融入中国的事业，使其成为具有神圣意义的事业。中国人的事业是人间事业、是人间奇迹，也是神圣事业。这也是由中国文明早在西周就脱离了早期文明的宗教性而以人文性为特质所决定的。人间事业具有神圣意义，这是多么不容易做到的，但中国文明做到了，今天的中国更是做到了。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文明、中国最深刻地理解了“人”。

  由同时成就“我”与“我们”，由中国最深刻地理解了“人”，我们就能在文明史的视野下更深地理解习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的“‘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所具有的历史文明意识。事迹可学可做、精神可追可及，不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下学而上达”，不就是《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以及新中国的雷锋等的可学可及吗？

  唯有中国在现代中国的各种政治团体中，在根本上能最大、最彻底地继承、发扬光大中国文明一以贯之的相信人，相信人能团聚人心的伟大传统，才能最终为历史与人民所选择。

  深刻地理解人、相信人、相信人能团聚人心，在今天的新时代则具体落实、体现为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党的全面领导的原则，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四方的政治功能。

  深刻地理解了人从而相信人，创造一个个人间奇迹，使每一个参与人间事业者都具有神圣意义，这也就使其具有广大的普遍性，也就是所说的如太阳普照大地之普遍性。

  从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人开始，中国始终相信人民的力量，形象地譬喻，“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以为代表的中国人，为何始终如此相信人民，相信人民的力量？

  那是因为以为代表的中国人相信人民与“我”一样。激发人民的觉悟的无限潜能，就是党要做的工作。

  同时批评对待群众的命令主义与尾巴主义两种错误倾向。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后，党中央主办的《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一方面提出员要虚心向人民学习，“站在人民之中，做人民的模范，与人民一起坚持到底，相信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一方面又提出“如果没有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作为领导者，人民的解放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显示了党与人民的关系的深刻辩证法，即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员先做人民的模范，然后才能领导人民提高个人的觉悟从而自己解放自己。

  人民的普遍觉悟被激发出来后，其潜力无穷无尽。如此我们才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在《为人民服务》中对于烧炭的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思，为什么能直抵革命队伍中的每一位成员的心田。

  《为人民服务》不仅成为中国人、现代中国人的经典政治文本，也变成全球政治的经典文本，其普遍意义是可以与《宣言》同等看待的。《宣言》的普遍性更多是理论性的，《为人民服务》的理论性则是具体入微、理事合一的，这也是中国文明的运思方式。理解了中国为何如此相信人民，就能理解党和人民休戚与共的一体关系。这也就是习自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要义所在。

  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们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生产，虽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这种在集中领导下用互相帮助共同劳动的方法来解决各部门各单位各个人物质需要的群众的生产活动，是带有合作社性质的。这是一种合作社。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样的情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这又有几种样式。一种是“变工队”、“扎工队”这一类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从前江西红域叫做劳动互助社，又叫耕田队，现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从前我们在江西综合了群众的经验，这次我们在陕北又综合了这样的经验。经过去年高级干部会议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实行，边区的劳动互助就大为条理化和更加发展了。今年边区有许多变工队，实行集体的耕种、锄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群众看见了这样大的实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实行这个办法。我们现在不希望在明年一年就把全边区的几十万个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组织到合作社里去，但是在几年之内是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妇女群众也要全部动员参加一定分量的生产。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内，都应该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广泛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生产合作社。

  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

  收入《选集》的《组织起来》一文，是1943年11月29日在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说，他想讲的意思，用几个字来概括，就是“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在当时具体而言，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搞生产运动，这是直接针对当时陕甘宁边区受到的重重封锁，同时针对着抗战以来日寇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的封锁与日寇的“三光”政策造成我们经济上的极大困难。

  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军队如果只会打仗，那是不能处理问题的。”那么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从一切老百姓的力量到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从全劳动力到半劳动力，一切男女老少全部组织起来，这是中国的全民的组织动员方式。

  如此一来，我们就既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而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这支打仗的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充满信心地指出：“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

  1943年11月，中央举行招待劳动英雄大会，在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著名讲话。这次大会，把边区生产竞赛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图片来自：延安革命史画卷/张明胜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在《组织起来》一文中对于边区的军队的生产有具体的要求，那就是“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从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到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以至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能自己造，自己办”。这样达到的效果是，“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每个战士，1年中只需花3个月工夫从事生产，其余9个月时间都能从事训练和作战。如此一来，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指出：“这一个创造，对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

  对于我们的军队在被敌人封锁中逼出来的创造，充满信心地指出这将是无敌于天下的：“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

  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成效，是我们的机关学校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了绝大部分。既然部队、机关、学校自己解决了全部或大部的经费问题，那么自然地，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得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生产的结果归于自己的部分就增多了。如此的结果，则是军民两方都发展生产，“大家都做到丰衣足食，大家都欢喜”。这一切都是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

  要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批评不组织群众、只注意一小部分人的错误方针

  把群众的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批评与此相反的方针，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这就是一种错误的方针，具体而言就是：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

  陕甘宁边区过去存在过这种错误方针，但经过历年的指正，特别是经过高级干部会议和群众运动，还有这种错误想法的人是少了。而在前方，条件比陕甘宁边区更困难，不但有严重的战争，而且有些地方还有严重的灾荒，在此强调，为了支持战争，为了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为了救济灾荒，就不能不“动员全体党政军民”，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实行生产，从而形成“广大的运动”。处于战争环境的前方人民，还做不到丰衣足食，但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则是可完全做到的，并且必须做到。

  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指出，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合作社是在集中领导下用互相帮助、共同劳动的方法来解决各部门、各单位、各个人物质需要的群众的生产运动。

  以其大历史的深远眼光回顾历史，同时看到未来。他指出几千年来农民群众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深刻地看到问题的本质，即“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由此提出克服这样的情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

  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外面强加的吗？完全不是。指出，这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从前我们在江西综合了群众的经验，这次我们在陕北又综合了这样的经验”。基于当年边区有许多“变工队”，实行集体的耕种、锄草、收割，收成比往年多了1倍的成绩，指出了“变工队”的示范效应，即群众看见了这样大的实效，来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实行这个办法。

  总结了合作社的4种形式。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3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以及手工业合作社。

  进而指出，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4种合作社以及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就可以把群众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将这一路径，上升到3个“必由之路”的全局性的战略高度与政治高度：“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发出号召：“每一个员，必须要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他进而又专门对知识分子提出要求，要求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也必须要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只要有决心，半年一年工夫就可以学好的”。提出，知识分子在帮助群众组织生产的同时，还要帮助群众总结经验，总结经验也是属于组织群众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在《组织起来》一文中要求我们的员，“无论在什么样的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形象地批评不与群众结合者：“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啥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由此，要求我们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而“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

  引用“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一谚语来说明“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进而形象地说道：“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发出号召，我们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方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号召群众实行起来，以处理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批评做地方工作的同志只知道单纯向群众要救国公粮的做法。他批评指出，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可以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的“救命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能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沾染了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是只问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任何一点啥东西的。

  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员也是这样，那么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的作风。照例用形象的语言批评“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而针对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

  在《组织起来》一文的最后，勉励各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你们是人民的领袖，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但愿你们也不要自满。”他希望各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回到各自原先的岗位后，能够“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来，组织得更多，更好”。

  从1943年发表的《组织起来》一文，我们大家可以深刻地理解中国之为中国，以及中国无敌于天下的最根本点，就在于全民的组织动员，就在于最大地发现、调动中国人民中间成千成万的“诸葛亮”的积极性与创造性。